淋巴瘤是一种起源于淋巴结和淋巴组织的恶性肿瘤，分为霍奇金淋巴瘤和非霍奇金淋巴瘤。其中B细胞淋巴瘤是常见的非霍奇金淋巴瘤类型，包括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DLBCL)、滤泡性淋巴瘤(FL)等;T细胞淋巴瘤(TCL)相对较少见，包括外周T细胞淋巴瘤(PTCL)等。近年来淋巴瘤的临床诊疗发生了较大变化：BTK抑制剂、ADC药物、单克隆抗体以及CAR-T疗法在中国逐渐获批上市，提高了中国患者的药物可及性。但不可忽略的是，造血干细胞移植包括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ASCT)和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在淋巴瘤的治疗中仍占有重要的治疗地位，为很大一部分患者带来了治愈的希望。

                                                                                                                                               图片来源于网络，侵删

　　2024年6月28-30日，2024血液学转化与创新大会于上海成功召开。值此会议之际，特邀德国明斯特大学附属医院Norbert Schmitz教授和江苏省人民医院范磊教授，结合相关诊疗经验，分享移植在淋巴瘤患者中的应用。

　　今年EHA会议上发布了一项研究摘要“ASCT和allo-HSCT治疗T细胞淋巴瘤的临床结局：EBMT淋巴瘤工作组的新分析”，能否请您分享此项研究的关键结果及结论?对于哪些亚型的PTCL患者，您会推荐ASCT或allo-HSCT?

　　Norbert Schmitz教授：不管何种T细胞亚型的淋巴瘤，目前的预后都很差，且与B细胞淋巴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没有新的药物或方案可以真正改善患者预后。因此，我们依然常规采用ASCT及allo-HSCT作为PTCL患者一线治疗后的巩固方案。

　　此研究1是本中心与EBMT合作开展的关于ASCT和allo-HSCT治疗TCL的大规模真实世界研究。研究表明，不同T细胞淋巴瘤亚型一线接受ASCT或allo-HSCT巩固后，其无进展生存期(PFS)和总生存期(OS)存在显著差异。结果提示，临床上不应将TCL所有亚型视为一种疾病，而应区分不同亚型进行分析。关于本研究的多变量分析目前正在进行中，期待后续结果。

　　范磊教授：PTCL作为一类具有高度异质性和侵袭性的非霍奇金淋巴瘤，临床上如果仅使用CHOP方案进行诱导治疗，患者的总体生存状况欠佳，5年OS率低于30%。因此，研究者在持续探寻改善PTCL患者预后的治疗方法。ASCT本质是干细胞支持下的超大剂量化疗，其疗效已在多种淋巴瘤治疗中得到临床验证。临床建议，除ALK阳性等预后相对良好的特殊类型无需进行ASCT，其他大多数经过诱导治疗且对治疗有应答的PTCL患者，包含治疗后达到部分缓解(PR)和完全缓解(CR)的患者，均应考虑进行ASCT作为一线巩固治疗。目前，allo-HSCT在PTCL中的证据相对缺乏，一般仅在临床试验中针对一些高危患者进行allo-HSCT的探索。对于ASCT后复发的患者，可以考虑allo-HSCT进行巩固治疗。

　　DLBCL是常见的霍奇金淋巴瘤类型，患者若具有高危因素往往预示着不良预后。请您简单介绍，如何定义DLBCL高危患者?什么类型的DLBCL患者可从一线移植治疗中获益?

　　Norbert Schmitz教授：DLBCL在欧洲是常见的淋巴瘤亚型之一，将患者进行危险分层对于治疗DLBCL及改善预后至关重要。我们2020年发表在《BLOOD》杂志上的一篇研究表明，国际预后指数(IPI)仍然是预测DLBCL患者预后的有效分层工具。对于60岁以下的患者，会使用年龄调整的IPI(aaIPI)进行患者分层。但目前针对DLBCL的新药很多，IPI分层对使用了新药治疗的患者是否仍然有效，有待考察。

　　范磊教授：ASCT治疗DLBCL历经多年发展，目前在临床医生中仍然存在多种不同看法。美国国家综合癌症网络(NCCN)指南，由于ASCT治疗高危DLBCL患者未观察到OS获益，因此，未推荐ASCT作为DLBCL一线治疗后的巩固治疗方案。但是，多个研究表明，高危DLBCL患者接受一线ASCT巩固能够观察到PFS获益。个人认为作为高危DLBCL一线治疗后的巩固治疗，ASCT仍存在诸多值得探讨的空间。在缺乏有效延长患者OS的药物前提下，ASCT是一种可有效延缓和降低患者复发的治疗方式。因此，对于部分高危的DLBCL患者，ASCT能够在诱导治疗的基础上进一步减少疾病复发，延缓患者的疾病进展，进而提高患者的生存。此外，对于双表达或者双打击的DLBCL患者，如果诱导治疗有效，现有证据显示ASCT能够延缓和降低患者的复发概率。除了一线以外，ASCT在复发难治的DLBCL患者中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尤其是≥12个月晚期复发的患者，免疫化疗序贯ASCT依旧是当前的标准治疗模式。

　　ASCT在淋巴瘤的治疗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预处理是ASCT重要的环节。预处理方案的优化是近年来探索的热点之一，其中BEAM方案作为经典预处理方案，请您谈谈BEAM方案在欧洲和中国的使用情况?

　　Norbert Schmitz教授：淋巴瘤ASCT发生于上世纪90年代初。BEAM方案(卡莫司汀、依托泊苷、阿糖胞苷和美法仑)的应用历史较长，许多研究者曾尝试改进BEAM方案。但截至目前，BEAM方案仍是欧洲使用频率高、有效且耐受性良好的ASCT预处理方案。关于该方案的使用方法，及潜在副作用的处理，临床上均已熟悉，暂无需尝试改用其他预处理方案。

　　范磊教授：BEAM方案被广泛应用于非霍奇金淋巴瘤和霍奇金淋巴瘤的ASCT预处理，是临床上使用频率高的ASCT预处理方案。目前，已有多项大型回顾性研究证实了BEAM方案在淋巴瘤ASCT预处理中金标准的地位。尽管有众多研究团队对其他预处理方案进行过探讨，然而当前尚未发现有其他预处理方案在疗效上可超越BEAM。因此，BEAM方案仍是淋巴瘤ASCT预处理的金标准。

　　在新药和新疗法不断涌现的当下，传统治疗方式也不应被抛弃，联合应用可能带来更好疗效。请您结合临床实践，谈谈新药和CAR-T是否有可能与移植产生协同作用，为患者带来更好疗效?

　　范磊教授：无论DLBCL还是PTCL，目前有越来越多的新药进入临床使用，这些新药包括以CAR-T为代表的新型治疗方法，这些治疗方法确实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恶性淋巴瘤患者的治疗效果和预后。因此，一些临床专家提出了CAR-T和ASCT应如何选择的问题。个人认为，以CAR-T为代表的新型疗法和以ASCT为代表的经典疗法，两者之间并不冲突，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可以联合应用，产生协同作用。比如，目前天津血研所等多个中心，都对复发难治的DLBCL患者尝试使用CAR-T联合ASCT的疗法。现有数据显示，两者联合治疗的疗效比单用CAR-T或单用ASCT均有较大提升。比如TP53突变的DLBCL患者，仅用CAR-T或ASCT均不能完全克服患者的不良预后。但是，将两者联合使用，就可能克服TP53突变这类患者的不良预后。所以，ASCT联合CAR-T是一个好且新的话题领域，值得探索。我相信，在新药时代，以CAR-T为代表的新型疗法和经典的ASCT进行联合，两者一定能发挥出1+1>2的协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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