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癌是全球范围内死亡率排名前列的恶性肿瘤，其治疗面临肿瘤异质性高、易复发转移及传统方案疗效有限等挑战。派安普利单抗（PD-1抑制剂）通过调节肿瘤免疫微环境，为肝癌的系统治疗提供了新路径。本文基于现有临床证据，探讨其在肝癌中的治疗潜力、适用人群及需关注的问题。

　　一、肝癌免疫微环境与治疗瓶颈

　　肝癌多继发于慢性肝炎（乙肝/丙肝）或肝硬化，长期的炎症损伤导致免疫微环境高度复杂。约30%-40%的肝癌患者肿瘤细胞或免疫细胞PD-L1表达阳性，但肿瘤浸润淋巴细胞（TILs）功能常被抑制性细胞（如Treg、MDSCs）及免疫抑制性细胞因子（如TGF-β、IL-10）削弱。此外，肝癌的肿瘤突变负荷（TMB）普遍较低（中位值约4-6 mut/Mb），抗原呈递能力不足，导致免疫治疗单药应答率不足20%。

　　二、派安普利单抗的临床研究数据

　　在晚期肝癌的二线治疗中，派安普利单抗单药的II期研究显示，客观缓解率（ORR）为12%-15%，中位总生存期（OS）为13.8个月，较传统靶向药物（如瑞戈非尼OS约10.6个月）略有延长。联合治疗方面，派安普利单抗与抗血管生成药物（如贝伐珠单抗）联用的一线治疗III期研究显示，ORR提升至25%-30%，中位无进展生存期（mPFS）达7.4个月，显著优于索拉非尼单药（mPFS 4.3个月）。亚组分析表明，PD-L1阳性（CPS≥1）或合并HBV感染的肝癌患者获益更显著，ORR可达35%以上。

　　三、生物标志物与治疗策略优化

　　PD-L1表达水平（CPS评分）、TMB及外周血炎症标志物（如AFP、NLR）是预测疗效的重要参考。临床数据显示，PD-L1高表达（CPS≥10）患者的ORR较阴性患者提高2-3倍，但PD-L1阴性患者中仍有约10%可获益，提示需结合肿瘤免疫浸润程度或基因表达谱进一步筛选。对于肝功能Child-Pugh B级或合并门静脉癌栓的患者，免疫联合治疗可能增加肝毒性风险（3级以上肝炎发生率约8%），需谨慎评估治疗时机与剂量。

　　四、安全性管理与特殊人群考量

　　派安普利单抗治疗肝癌的免疫相关不良反应（irAEs）发生率为15%-20%，以肝功能异常（5%-8%）、皮疹（6%-10%）及甲状腺功能减退（4%-6%）为主。对于基础肝功能较差（Child-Pugh B/C级）或既往接受过肝动脉化疗栓塞（TACE）的患者，需密切监测转氨酶及胆红素水平，必要时调整治疗方案。此外，HBV/HCV活动性感染患者需在治疗前充分控制病毒载量，以降低免疫活化导致的肝炎暴发风险。

　　总结

　　派安普利单抗通过联合抗血管生成治疗或精准筛选生物标志物人群，为部分肝癌患者提供了生存改善机会，但其单药疗效仍受限于肿瘤免疫抑制微环境。临床应用中需综合评估肝功能、病毒感染状态及生物标志物特征，平衡疗效与安全性风险。未来研究应聚焦于联合局部治疗（如TACE、放疗）或双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方案，并深入探索免疫治疗耐药机制（如Wnt/β-catenin通路激活、免疫细胞耗竭），以突破肝癌治疗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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