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共有390个药品通过初步形式审查，其中有84款是抗肿瘤药物。值得注意的是，多款抗乳腺癌热门新药都已入列！姐妹们，这意味着在用上这些新药好药的同时，还能省下不少钱呢！这就是咱们积极治疗的底气啊！
在一项突破性研究开放标签的多中心1b/2aGT-30（NCT04251117）研究中，个性化新抗原疫苗再次证明了其在治疗既往接受治疗的晚期肝癌患者中引发持续反应的巨大潜力。根据新数据，对于晚期肝细胞癌（HCC）患者，通过注射GNOS-PV02和质粒编码白细胞介素-12（PTCV）后进行电穿孔，实现了完全缓解和持久的部分缓解。
RAGNAR研究（NCT04083976）是一项国际多中心的单臂二期临床试验，2019年12月5日至2022年2月15日，217例FGFR基因改变的晚期实体瘤患者纳入研究，接受泛FGFR抑制剂厄达替尼（Erdafitinib）每天一次的治疗，每21天一个疗程，直至疾病进展或无法耐受或其它原因。
肺癌是中国发病率和死亡率高的恶性肿瘤，根据国家癌症中心发布的新统计数据，新发肺癌病例占中国新发癌症总数的20%，每年约有65.7万人死于肺癌。其中，非小细胞肺癌（NSCLC）占肺癌患者总数的80%以上，局部晚期NSCLC（LA-SCLC）占NSCLC患者总数的30%左右，且随着我国老龄化人口的增加，75%的Ⅲ期NSCLC患者因内科疾病等其他原因无法耐受手术切除，即使是可手术切除的Ⅲa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其5年生存率也仅为36%。
继EGFR抑制剂、ALK抑制剂等靶向药物在肺癌临床试验大获成功后，针对HER2等肺癌中相对少见的治疗靶点，及KARS等过去普遍认为难以成药的靶点的药物研发与临床试验陆续开展，共同助力肺癌治疗迈入精准新时代。
肺癌患者不幸中的万幸是有驱动基因突变，可以使用很多的靶向药治疗。比如EGFR基因突变在非小细胞肺腺癌的突变概率高达50%，其中90%的EGFR基因突变是19号外显子非移码缺失突变，以及21号外显子L858R点突变，这两种突变也被称之为EGFR基因的常见突变，非吸烟肺癌患者容易出现这两种突变，从而可以从大部分靶向药里获益。
由于咱们国家的炎热天气还将会持续一段时间，所以今天我们的文章不给大家介绍新药、新治疗措施，而是将妙佑医疗国际新闻网的一个小贴士翻译过来，希望本文的相关内容对大家有所帮助。这篇文章主要是关于夏季的安全护理方面。
肝细胞癌（HCC）是全球范围内的一种恶性肿瘤，尤其在中国等亚洲地区具有高发病率。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进步，寻找适用于不同地区和患者群体的分期系统成为了一项重要任务。一项新研究，题为《中国肝癌分期系统在HCC患者中的优越性：TACE治疗效果的深入分析》，旨在评估中国肝癌（CNLC）分期系统相对于巴塞罗那肝癌（BCLC）分期系统在中国初诊HCC患者中的预后表现，特别是对于接受经动脉化疗栓塞治疗（TACE）的患者。
8月23日，罗氏公布了III期SKYSCRAPER-01研究第二次中期分析结果。该研究旨在评估TIGIT单抗tiragolumab联合阿替利珠单抗对比阿替利珠单抗单药一线治疗PD-L1高表达、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的疗效。在第二次中期分析中，主要终点总生存期（OS）尚未成熟，Tiragolumab+阿替利珠单抗组的预估中位OS为22.9个月（95%CI：17.5，NE），而阿替利珠单抗单药组的中位OS则为16.7个月（95%CI：14.6，20.2），风险比（HR）为0.81（95%CI：0.63,1.03），联合治疗方案降低了19%的死亡风险。
肝硬化是一种肝组织受到严重瘢痕化的疾病，它经常引发一系列严重并发症，包括门脉高压（PHT）和肝细胞癌（HCC）。PHT直接影响了HCC患者的治疗选择和生存率。门脉高压和胃食管静脉曲张是严重出血的主要原因之一，近来，一篇研究评估已有的诊断标准是否适用于不同BCLC（巴塞罗那肝癌分期）阶段的HCC患者，以更好地预测和预防门脉高压和胃食管静脉曲张。预防PHT并发症的一种方法，即使用非选择性β-受体拮抗剂（NSBBs），这些标准在病毒性和酒精相关的肝硬化患者中的应用已经得到确认，但是否适用于HCC患者尚不明确。
KRAS突变是中国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第二大常见的基因突变，在多种癌症中均有突变（常见有结肠癌和肺癌、胆管癌、小肠癌、皮肤癌、膀胱癌和乳腺癌等癌症，其中胰腺癌突变率高达90%)。中国KRASG12C发生率为2.8-5%。2021年5月28日，索托雷塞（Sotorasib，AMG-510）获得FDA加速批准上市用于治疗至少经过一次系统治疗的KRASG12C突变的NSCLC患者。
通过放射疗法和化学疗法放大基因组不稳定性一直是一种强大但非选择性的杀死癌细胞的方法。精准医学通过提出选择性靶向癌细胞的概念彻底改变了癌症治疗。多聚ADP核糖聚合酶抑制剂（PARP抑制剂）作为初批进入临床的靶向DNA损伤反应的药物，代表了精准医学的成功范例。
药物引起的肝衰竭是欧洲和美国急性肝衰竭的常见原因，而病毒感染（主要是甲型肝炎病毒、戊型肝炎病毒）是发展中国家急性肝衰竭的主要原因。在许多引起肝衰竭的病例中，为常见的致病药物是对乙酰氨基酚（扑热息痛）。对于肝衰竭，早期肝移植可能是一个重要的治疗选择，因为只有50%到60%的药物性肝衰竭患者在不进行肝移植的情况下存活。
ICC是第二常见的恶性肝肿瘤，其发病率和死亡率在过去几十年中持续上升。为了准确预测预后并确定治疗策略，需要一个准确的分期方案。目前，美国癌症联合委员会（AJCC）肿瘤-淋巴结-转移（TNM）分期系统是常用的恶性肿瘤预测模型。与第7版相比，第8版AJCCICC分期系统进行了一些重大修改，但其预后相关性并不比以前的分期系统更好，特别是N分期广受批评。
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中，约10%-20%的患者在初始诊断时发生脑转移，20%-40%的患者在疾病发展过程中发生脑转移。肺癌脑转移的发生影响患者的预后和生活质量，患者可出现头痛、偏瘫、语言障碍等神经逻辑损害症状。脑转移的管理需要多学科的诊断和治疗方法，以提供有效的局部控制并延长生存。目前肺癌脑转移虽有靶向治疗、系统化疗、放疗、手术、鞘内化疗及保守治疗多种治疗手段，但由于副作用、耐药及血脑屏障等原因，并不能得到很好的控制。因此，需要更好的方法以满足临床需求。
今天的文章是关于一个微卫星稳定型（MSS）、PD-L1表达阴性的肝转移肠癌病人，通过使用PD-1抑制剂免疫治疗后，所有可见肿瘤病灶消失，我们一起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这里先做个小剧透——基因损伤修复（DRR）途径的基因突变、较高的肿瘤浸润淋巴细胞是关键。
